70岁的王健林，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近日，企查查显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等被限制高消费。这是继万达集团多次被强制执行后，首次波及到王健林个人。
“王健林被限高”的消息在财经圈迅速传开，不仅因为其是曾经的中国首富，更因为曾经在国内外房地产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商业巨擘，如今却连最基本的飞机、高铁出行权利都已失去。
这位军人出身、年已七旬的商业老将，正在经历创业30多年来最艰难的至暗时刻。
1.王健林的“限高令”
案件流程显示，此次限制消费令源于一起执行标的为1.86亿元的案子。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本案的执行法院，立案日期为2025年7月16日，而限制消费令的发布日期为2025年9月26日。
除了这起案件，万达集团近期还新增多则被执行人信息。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已超过52亿元。
限制高消费，俗称“限高令”，是中国法院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的一种惩戒措施。当企业被列为被执行人后，如果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义务，其法定代表人可能面临消费限制。
“限高”意味着王健林将不能乘坐飞机、G字头动车组列车，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甚至子女也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对于曾经的中国首富而言，这一措施虽然可能不会实质影响其日常生活，但象征意义远超实际约束。
王健林被“限高”并非万达系首次遭遇此类处罚。今年7月，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春远已被限制高消费。
案件信息显示，大连万达商管“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老赖)。该案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标的约157.19万元。
张春远出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仅9个月时间就被限高。他目前身兼多职，集万达商管董事长与总裁于一身，同时还担任万达文旅集团执行总裁。
2.万达债务困境
此次王健林被“限高”，只是万达集团当前面临的复杂债务困境的一个缩影。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新增多则被执行人信息。除了此次1.86亿元的执行案外，立案时间为今年9月8日的另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达4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北京金融法院。而自今年8月以来，万达集团因两起案件分别被强制执行24亿元和4亿元，执行法院分别为北京金融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
此外，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多家公司股权已被冻结。天眼查显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信息达47条，被冻结股权的标的企业涉及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大连万达集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等。
这些连续的执行信息反映出万达集团面临的资金压力正在不断升级。截至目前，万达集团现存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已超过52亿元。
面对此次限高事件，万达方面迅速作出了回应。一位万达知情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此次是由于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事实上之前双方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商解决，我们也正在了解具体情况，本次或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
这一回应试图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信息不对称”和“下属项目公司”问题，暗示这并非集团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然而，综合万达集团目前超过52亿元的被执行总金额，以及多条股权冻结信息来看，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万达集团近年来确实面临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不断通过处置资产来回笼资金。曾经的“买买买”模式已经转变为“卖卖卖”模式，但显然资产处置速度未能完全匹配债务偿还的需求。
3.从“买买买”到“卖卖卖”
万达集团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
作为中国商业地产的巨头，万达集团成立于1992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该公司由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和王健林共同持股。
曾几何时，万达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收购，从影视公司到体育资产，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王健林本人也多次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标杆人物。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行业调整，万达集团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万达今日的困境，与多年来的上市对赌协议失败直接相关。万达共签署四轮对赌协议，累计债务超800亿元。
2016年，王健林斥资340亿回购股份退市，并与投资者签订对赌协议，承诺2018年完成A股上市。然而，A股对地产公司IPO的严控让这一计划落空。
2023年10月31日，珠海万达商管因第四次港股上市失败，触发380亿战投回购条款。为解决对赌危机，王健林不得不把核心业务——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交出去。
太盟资本牵头的财团用600亿投资换走了60%的股权，王健林自己的持股比例被稀释到40%。这意味着王健林失去了对珠海万达商管的绝对控制权，标志着万达集团核心业务的实际“易主”。
随后，珠海万达还在进一步“去万达化”。7月7日，王健林的心腹老臣肖广瑞辞去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首席执行官职务，由太盟投资集团合伙人黄德炜接任。
另一方面，为应对债务压力，王健林不得不大规模出售资产回笼资金。
5月底，大连万达商管向太盟投资、腾讯、京东等出售了48家万达广场，交易金额据称达500亿元。此次出售的48家万达广场部分为万达广场核心项目，涉及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多个一二线城市。这在过往万达出售资产的历史中并不多见，此前出售的多为非核心项目。
此外，万达还出售了其他资产，如4月将万达酒店管理公司以24.9亿元卖予同程旅行;7月将快钱金融30%股权作价2.4亿元出售。
其实，万达自2017年便开始“轻资产转型”，剥离文旅城和酒店，其本意是剥离重资产包袱。但现实难题在于，核心资产流失后，租金分成的基数同步萎缩，这种转型被质疑为“卖血求生”。随着核心资产流失，万达的长期造血能力受到削弱。
王健林骨子里是个建设者，军人出身的他，习惯了从零到一，把荒地变成繁华。如今，他不得不进行一场痛苦的“反向建设”——拆解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
糟糕的是，资产出售的速度仍赶不上债务到期的节奏，王健林及其关联公司的股权开始遭遇大规模冻结。截至今年5月，王健林名下被冻结股权数额合计约4.9亿元，涉及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万达集团、大连合兴投资等核心企业。
4.时代转折
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从曾经的“首富”到如今“被限高”，这一转变令人唏嘘。
王健林的处境令人联想到近年来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类似经历。从海航的陈峰到安邦的吴小晖，过去依赖高杠杆快速扩张的企业家，在经济周期转折点都面临了类似考验。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没有哪家企业能够依靠过去的辉煌免于当下的挑战。即便是曾经如日中天的商业巨头，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考验。
对于万达集团而言，此次事件可能会加速其资产处置和战略调整的进程。面对超过52亿元的被执行总金额，万达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来应对债务压力。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可能影响市场对万达系的信心，增加其融资难度和成本。如何在维持经营稳定的同时，妥善处理债务问题，将是王健林和万达集团面临的最大考验。
留给王健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需要在资方的利益和万达的长远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位年已七旬的商业老将，能否在风雨飘摇中带领万达找到新的出路，市场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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