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蕊
几天前，丁宇翔拿到了每月一次的验血报告。这一次，他身体的各项指标依然全部合格，甚至比普通人更“健康”。作为一名晚期癌症患者，要保持这样的身体状态，实属不易。2021年11月底，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预判大约还有11个月至13个月的生存期。化疗期间，他参加线上合议、法官会议20多次，甚至回院开庭四次，审结各类案件20余件。
病情好转后，丁宇翔重返工作岗位。如今，他是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丁宇翔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审理了国内首例“被遗忘权案”等重大疑难案件。他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2024年，丁宇翔当选年度法治人物。
职业选择
从北大毕业后进入北京法院系统
丁宇翔出生在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尽管家中并不富裕，但父母坚持供他读书，丁宇翔的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
1997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丁宇翔对法律的理解还停留在“文科里最务实的专业”。这一年，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他走出黄土地的那张“车票”。
2003年，丁宇翔考上了北大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葛云松教授执教后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葛老师独创的读书会让我受益匪浅。”丁宇翔每周参加读书会，两周一次汇报经典著作研读心得，法学泰斗史尚宽的全套民法体系书被他翻得卷了边。
多年后，面对复杂案件时，丁宇翔总善于从基础理论中找到突破口，这种专业素养正源于那段研读法学经典中的时光。“这为我后来的审判工作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支撑。”丁宇翔说。
2006年毕业，北大法学院的学子们面临着选择：跨国律所数万元起薪的offer（录取通知）、大型国企法务的稳定职位、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丁宇翔最终选择了当时北大学子眼中的“冷门”选项——进入北京法院系统工作。
支撑这个选择的，是丁宇翔对裁判文书里蕴含的法律力量的认知：“法官可以把自己的专业意见体现和贯彻到判决书当中，这点是其他法律职业做不到的。”在他看来，法学教授通过学术观点影响社会，律师通过法律服务帮助当事人，而一份生效判决则可以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丁宇翔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书记员岗位。他适应得很快，笔记做得又快又好，“遇到复杂案件，我也会思考，如果我是法官会怎么判。”2009年独立办案后，他养成了独特的工作习惯：将审判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记录下来，慢慢去思考。
十几年来，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积攒了260多个问题，从融资租赁纠纷到证券欺诈认定，每个问题都标注着案件编号和日期。周末或假期，丁宇翔会有计划地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最终转化为学术论文，发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
2015年轰动一时的“被遗忘权第一案”，案件的起源是某知名培训师因在百度网站上发现其个人姓名前被冠以特定标签，故起诉要求百度搜索结果中不得出现包含其姓名的若干关键词，主张“被遗忘权”。丁宇翔在判决书中写下这样的意见：“我国法律中并无被遗忘权的权利类型。上诉人主张其被遗忘权应属一种人格利益，该人格利益若想获得保护，上诉人必须证明其在本案中的正当性和应予保护的必要性，但上诉人并不能证明上述正当性和必要性。”最终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这起经典案例成为平衡人格权与舆论表达的重要界碑，也为后来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2016年一场文物归属案中，理论与实践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当年，季某某之子季某起诉北京大学返还600余件捐赠文物。丁宇翔直言，审理这起案件时，压力非常大，“关注度太高，生怕判不好。”那段时间，丁宇翔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不仅要仔细研究案件本身，更要从各种法律条文和判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宣判，驳回季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季某作为季某某全权委托的受托人虽然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但是因季某某与北京大学签订的《捐赠协议》已然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所以捐赠不能撤销。
案件之外，丁宇翔从“返还原物请求权”的理论迷宫抽丝剥茧，提炼出博士论文《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核心命题，最终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21年3月，北京金融法院挂牌成立。丁宇翔作为骨干力量被调入北京金融法院，成了该院的第一批员额法官。新法院案多人少，全院干警从开始就进入了“天天加班”的状态。丁宇翔每天6点30分到办公室，经常伏案工作至深夜。
在金融法院，他特别注意金融案件的“外溢性”特征：“金融案件潜藏的风险如果处理不慎，就如同多米诺骨牌，引发区域性金融震荡。”所以，在审理每起案件的时候，他都会慎之又慎。
审判创新
构想并开发双轨双平台机制
“每个案子都有它的不同，特别有意思。”在旁人眼中枯燥的金融审判，丁宇翔却对其有着纯粹的热爱，这种热爱也贯穿在一起证券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案中。
早在2019年，丁宇翔在北京市一中院民四庭主持工作时，就注意到证券欺诈类案件的特殊性：“群体性特征明显，传统审理方式效率低。”他构想开发在线诉讼平台，让投资者“足不出户就能登记权利、提供账号，胜诉后赔偿款直接到账”。
2020年年底，这个构想即将付诸实施时，北京金融法院成立的消息传来。丁宇翔带着未竟的方案来到新法院新岗位，得到金融法院党组全力支持。最终诞生的“双轨双平台”机制（代表人诉讼平台+示范判决服务平台），改变了群体性金融纠纷的处理模式。
在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迄今为止国内登记权利人数最多、侵权行为持续时间最长、索赔金额最高的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中，该系统展现出其效能：来自全国各地的2500余名投资者通过平台登记权利、在线推选诉讼代表人；后台自动统计投票结果；将来判决生效后，赔偿款可以精准分配至每个投资者的银行账户。整个过程中，绝大部分投资者无需踏进法院大门，节省的诉讼成本以千万元计。
“接待室坐不下1000名当事人，也没有法庭能容纳这么多人。”丁宇翔道出创新背后的现实考量。如今依托这一机制已处理数千件案件，成为金融法院的“智慧体现”。某次庭审中，当对方律师质疑平台安全性时，丁宇翔当庭演示加密传输流程：“信息化不是替代司法公正，而是让公正更高效可达。”
一位内蒙古的投资者通过平台完成全部诉讼流程后留言：“没花路费没请假，真没想到打官司能这么省心。”如今双轨双平台不断优化升级，成为金融司法改革的鲜活样本。
在蓝石资产系列案中，机构投资者起诉多家银行、审计机构、评级机构和中介“虚假陈述”，造成其损失惨重。这起案件难在哪儿？那就是到底有没有“虚假陈述”。监管部门都没处罚，法院能独立审查认定吗？丁宇翔带领七名同事组成合议庭，启动了司法审计。
他们精细地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划分比例，而非简单判定全责或无责。“损害结果往往由多个原因导致，每个原因的作用力不同。”丁宇翔通过精细化论证，让过错方仅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责任。这种精准司法不仅厘清了行业责任边界，更推动了会计师、律师等专业服务行业的合规发展。
在丁宇翔看来，金融审判就像拆解精密仪器，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齿轮。面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纠纷，他会在坐地铁通勤时用电脑敲下密密麻麻的分析；遇到新型互联网金融案件，他会在周末泡在图书馆，翻遍国内外相关判例。“只要有问题点的案子，我都会更加深入地思考。”
司法坚守
多审一个案子都是生命的额外馈赠
2021年11月底的体检报告，像投到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CT片上3.8×2.7厘米的肿瘤，将“肺癌晚期”四个字刻进了丁宇翔43岁的生命年轮。“医生预判的生存期是11到13个月。”拿到报告的那天，这个坚持每周两次羽毛球、常年长跑的硬汉，突然发现自己“连楼梯都走不动了”。
丁宇翔的儿子当时刚读初二。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先不让儿子知道。那一周，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骤降十斤，甚至在深夜跟老同事交代后事。“我生在农村，考上大学就觉得是额外馈赠，但43岁还是觉得没活够。”他坦言最初的不甘。
他悄悄写下“遗愿清单”，列出了“回老家陪父母一段时间；陪爱人、孩子出去旅游一天；审结乐视网的案子；审结金融衍生品的案子；修订个人信息保护的书；完成《证券法的实施与展开》书稿”等六个遗愿。其中第二项，是因为结婚这么多年，丁宇翔只陪妻子和孩子旅游过一次。
转机出现在化疗前一天，一个当事人打电话询问：“丁法官，我的案子有进展吗？”丁宇翔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哪怕只剩11个月，还是有人需要他。这通电话像一剂强心针。次日，他带着对案件的思考走进病房。
在治疗期间，医院、单位都下了“命令”，要求他放下工作，专心治疗。医生还建议他修心养性，“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可无论丁宇翔做什么，都找不到看见法律问题时的那种兴奋感。于是，他决定不拧巴，换一种“休息方式”——回法院工作。最初，妻子反对，但抵不过他的坚持，详细咨询医生后，还是点了头。
化疗间隙，他跟当事人电话沟通案件的调解；靶向药引发甲沟炎，他忍着疼痛修改裁判文书。为了保证每晚十点入睡，丁宇翔一旦加班超过九点，就直接在办公室过夜。
妻子心疼他“不要命”，他却有自己的逻辑：“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这是他从高考时就养成的习惯，如今能多审一个案子、多写一篇论文，都是生命的额外馈赠。
三年零八个月过去了，丁宇翔的工作时长反而超过了生病前。“现在每天加班比以前都多，反而不觉得累。”他笑称这是向死而生后的意外收获。
赤子之心
同事们称他为“天生法律人”
早几年，地铁1号线、14号线的车厢里，丁宇翔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摊着笔记本电脑，指尖在键盘上翻飞。从家到单位的一小时车程，再加上返程时间，每天的这两个小时成了他高产的学术窗口。“七八年时间，在地铁上写了不少东西。”70余篇论文、评论，多部获奖著作的灵感，有不少诞生在这摇晃的车厢里。“现在因为住址变化，我主要开车上下班。”丁宇翔不无遗憾地说，他在地铁通勤时间里的学习和写作效率相当高。
丁宇翔家的周末时光多在各自阅读中度过。唯有每周六晚上，这个严谨的学术家庭会迎来固定的“柯南时间”，儿子兴致勃勃地讲述案情，丁宇翔分析其中的法律逻辑，妻子则在一旁笑着调和这对父子。这成了丁宇翔与儿子交流的重要方式。
丁宇翔承认自己是个不合格的父亲。下班回家常在晚8点后，与儿子的交流远不及妻子深入。有一次儿子被问起功课，脱口而出：“您别管了，问我妈就行。”这种疏离让他愧疚，却又在看到儿子自主阅读的习惯时感到慰藉。“除了柯南，我们家平时几乎不看电视。”
在儿子周末辅导班的家长等候区，丁宇翔永远是那个带着电脑的特殊家长。“偶尔孩子会抱怨，但更多的是理解。”他记得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发现儿子在他的公文包上贴了张便签：“爸爸注意身体。”这个细节，他一直记着。
同事们称他为“天生法律人”，这源于他对法律深入骨髓的热爱。坐地铁时研究案例，吃饭时思考法理，病假期间还参加了近20次法官会议讨论。这种热爱一直在转化为对年轻法官的“传帮带”。
“我常跟他们说自己的教训。”丁宇翔在全庭会上分享过写错当事人名字的乌龙、算错利息的失误，也讲过如何在纷繁证据中抓住核心。作为庭长，他提倡年轻的法官助理多执笔草拟判决，自己逐字修改；遇到新型案件，他会组织模拟法庭，让助理们轮流扮演当事人。“年轻同志有很多值得我学的地方。”因此，他从不摆架子，常向助理请教金融科技的新术语，这种平等的氛围让庭里充满活力。
“经历过生死，更知时间珍贵。”丁宇翔的电脑里仍存着未完成的金融案件裁判规则研究。他带着年轻法官剖析案例，将“如我在诉”的理念注入团队血脉——那个曾在地铁上写论文的法官，如今把通勤时间用于推演疑难案件。
2024年，丁宇翔站上“年度法治人物”领奖台。聚光灯下，他想起肺癌确诊前审理的一起小额金融纠纷。当事人颤抖的手紧握诉状，标的额仅数千元。“再小的案子也是别人的全部。”荣誉加身时，丁宇翔最珍视的依然是初为法官时的信条——让每一份判决，都配得上普通人托付的全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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